Seven观影日志

我在北京做PA的日子

（我写过最华丽的一篇流水帐）

文/Seven L

上个月末消失了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想知道那段时间我去哪儿了。其实一直想找一个时间把那些日子在北京做PA的经历写出来，可是每当要敲键盘码字的时候，忽然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做PA的时间不长，所以只能讲我所经历的是说一遍：

5月20日

5月20日从天津站买了早上八点半那趟城际列车的车票，到北京的时候发现天津骤变，似乎有下雨的趋势，没办法，得先找到面试地点。跟五个同校的同学一起去的，事先都不认识，只知道他们是英语学院的，在火车上聊着聊着也就混熟了。拿出地图，转了几次地铁，最后在鼓楼大街那一站下了，出来以后又不知东西南北了，要找的那个地方在东城区某某胡同，天啊，当时我的确挺看黑这件事的，觉得我们简直件事在大海捞针，东城区这么多胡同，而且每个胡同有这么多地方怎么能如此简单找到面试地点。但是凭着六个人的嘴巴最后还是被我们问到了地安王商场，那个胡同就在地安王商场正对面。然后？钻胡同，狭窄的胡同，很有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几个大妈在胡同口买菜，路边摊小店有人络绎不绝，几个大爷往树荫下把凳子一放，开始大扯起来。在拐了N个左拐和N+1个右拐后，终于看到了25号的门牌号，但是看见的场景却是我们不敢相信的：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那几个女生之间开始唧唧歪歪：“我们会不会被骗啊？”“反正来都来了，不可能现在还回去吧？”接着再一看，原来25号的门牌是旁边的。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傻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Lucy（后来才知道的），虽然那张脸有点凶，但还是热情地把我们招呼进办公室了，办公室里一个美国男孩跟我们一一打招呼，自我介绍之后知道他叫Nick，看上去和我们一般大，二十多岁的样子。

面试是Nick进行的，在一间小屋里，每次进去一个人。一般到这种时刻，男生都要担当勇于冲锋的角色，我是第二个进去的，虽然当时心里也不知道他到底会问你什么问题，但毕竟对于和老外胡扯我还是很在行的，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和留学生混，这种扯蛋的能力也练就出来了。Nick先很有礼貌的请我坐下，“you are Steven Loo,right?”“yep,you can call me Steve.”之后一场最轻松的面试开始了，本来会以为Nick会问一下比较死板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份工作，你有什么优势之类的愚蠢问题，没想到这个美国男孩和我开始大扯电影，哈哈，居然谈到我的强项，那我也毫不示弱，开始一场英语对话拉锯战，后来终于聊到这次的拍摄任务，他首先描述了N种人，有些脾气暴躁，有些性格古怪，有些沉默不语，问我能不能适应，我说我看中的主要是这次锻炼的机会，毕竟和著名的CBS一起拍片，这种机会并不多，所以每一种挑战我都想去尝试一下。最后他微笑，Okay.面试完毕。

待我们六个人都面试完毕之后，Nick过来宣布结果，说我们六个人都过了，可后来事实是有一个女生没过，当时没宣布我想应该是他们考虑到不想打击到她，后来回到天津后他们只给我们五个人打电话。面试完毕，签保密合同，不能透露节目的有关内容（因为这个节目在美国有相当大的收视率，就连我都是那个节目的忠实观众），Lucy在办公室给我们放了他们以前在中国拍过的节目，说实话，看的的确有点累，首先，没有字幕，一群老外在里面唧唧哇哇说个不停，其次，早上来的时候可能起晚了，没来得及吃早餐，熬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一直在盼着那个节目快点完。离开了办公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地方吃饭，俗话说视食物者为俊杰，这话的确不假。在胡同口吃了一顿难吃的盖饭之后，天阴霾起来，开始下雨。

大家走到地安王商场的公车站，散伙。由于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先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下午五点五十，而当时才中午一点，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打发。本来打算在北京闲逛，可这时下着雨，想闲逛都闲不起来了。快步走到地铁站，钻入一趟地铁，迷迷糊糊没有方向在地下到处乱窜，不知不觉到了天安门，索性出了地铁站，咦，雨停了。于是便在天安门广场逛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实在无聊，还是回北京站比较好。

打了一个电话给覃炳龙，本来打算到他宿舍过夜，看来现在还是迫不及待的回天津。手机欠费，在火车上借给一个福建人打了几个电话，事实证明我的确是一个厚道的人，他手机没电，看他样子挺着急，而且主动跟我借手机，怎么好拒绝？谁知道那个人却不是一个厚道的人，打了N个长途+漫游的电话不说，最后连一声谢谢都不说。现在想联系谁都联系不了了，算了，在北京站前面的大屏幕看了一场羽毛球赛，很爽。到候车厅买了两份《南都周刊》打发最后的一小时，看到有一个空位，且旁边都没人，问了一句那个大姨：“你好，请问这儿有人坐吗？”虽然我知道肯定没人，但还是象征性的礼貌问了一句，那大姨叽咕了一声，没听清，坐下去。之后那大姨便开始破口大骂，具体骂什么骂谁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闲事，专心看报纸。忽然一只大手向我的报纸打来，着实把我下了一跳，大姨嘴里还是叽咕着那几句粗口，对面的人笑着向我挥手，叫我赶紧过去，我过去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难道你没看出来吗？那人有神经病。”我晕倒，什么人我都遇到了。……

终于坐上回天津的车，回到天津以后到浦口道买了一个大饼鸡蛋，忽然发现自己很饿。

5月26日

为了充分准备好这次跟剧组在北京拍片，来之前我已经给自己充电背了N多专业词汇。前一晚上在广东路的世纪联华买了N多土司片。衣服、日用品、吃的、喝的，把背包塞得满满的。一大早就赶去北京了，到北京站的时候刚好十点钟，给Lucy打了个电话，她叫我到建国门的长富宫饭店二楼的百合厅找她，听到这么复杂的名字我又傻了，一向对地名不感冒，特别是北京的地方，什么门什么园的地名多得让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可是不管怎么样，只有有一把嘴，哪儿都可以问到。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人在地图上给我指出建国门，地铁二号线直达，我高兴得来不及再细看原来走路比坐地铁还快，建国门就在北京站附近。出了地铁站，立刻看到了豪华的长富宫饭店，东二环聚集了北京较多的星级饭店，长富宫算是比较出名的一个。

自己背着一个大包，带着一副太阳镜，很有天涯酷驴的风格。嘿嘿，管它呢。走进长富宫饭店，立刻感觉到这个地方似乎不适合我来，里面全是西装革履的老外。一路问到了二楼，终于看到了百合厅，在进去之前的一霎那，我小小地佩服了我一下，又找到一个地方。一进去看见大家都在忙，好多台笔记本电脑在里面，中国人、美国人、男人、女人……，看见了Nick，此时Nick就像救星一样，毕竟这么多人当中，我就认识Nick，跟他寒暄了几句，便看见Lucy来了，她过来跟我说我这次做Elise的PA，之后便开始跟我解释这个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使整个剧组老板的妻子，但老板没来，老板的妻子来了，便要我去做这个重要人物的PA，解释一下，PA就是Production Assistant，也有人解释为Personal Assistant.简单的说，就是要负责这个人在中国期间的一切，包括翻译、出行、接送等等。我当时就感觉身上的担子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Lucy又安慰性的说在面试的时候，Nick说我的英语很好，反应快。我当时想晕倒，面试的时候跟Nick扯谈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当然有得说了，而且Elise是意大利人，怕到时候有口音，交流有障碍。不过毕竟别人给你安排这么重要的任务，是看得起你，所以我义不容辞的答应了。只不过当时Elise还在飞机上，下午两点钟才能到北京，到时候还得去首都国际机场接机。趁着这段空闲的时间，坐在旁边的办公室里看书，是董老师的《窥视印度》。

看得正上瘾的时候，Lucy过来说叫我过去美术导演那边，看看能不能帮什么忙，美术导演的PA似乎应付不过来，我说有些专业词汇我也不懂，只能过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可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成为噩梦的开始。美方的美术导演叫Ken，三十多岁四十岁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微笑，言语不多，默默地坐在笔记本电脑前，他的PA看见我过来，如释重负的样子，竟诡异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反正就试试嘛，反正现在是临时做Ken的PA。这个比其他的PA的确挑战性大，除了那些美术设计方面的专业名词之外，还得十分准确地传达双方的意思，美方负责设计，中方负责找人把设计的东西做出来，而中间的这个的过程，全得依靠PA的准确翻译。

碰巧的是中方这边负责美术的人也叫Steven，呵呵，两个Steven一起工作，有时候把Ken真的搞糊涂了，他叫Steven的时候不知道叫得是谁。那个下午工作还算轻松，Ken只是坐在电脑前设计那个所谓的大工程，而我有很多时间坐在他旁边看《窥视印度》，偶尔把另一个Steven叫来，告诉他一些细节的事。那天和Ken的合作还算愉快。只是他叫我给中方这边传达他的意图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困难，有一句话我至今仍翻不出来，“请告诉他那个凉亭的顶我们打算用琉璃瓦来做，像宫殿一样一片叠着一片，四个角要扬起来，或者六边形，下面的地方要用有机玻璃，中间镂空，刻上十二生肖的图案”，谁能准确翻译请告诉我一声。

翻译的工作就这样间行间歇地进行了一个下午，基本搞定以后，我正打算打电话给司机到机场接Elise，可后来却又被告知Elise有PA了，我继续做Ken的PA。天啊，极有挑战性呵。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Ken突然问我从建国门到机场要多少时间，我问：“you wanna go back to the states tonight?”他告诉我说他要去乌兰巴托，临时安排的，我把情况向中方这边汇报了以后，他们说因为他事先没有通知，所以没有专车送他，可以坐顺路车过去。

天开始下起了大雨，Ken突然也失踪了，可能去机场了吧。八点多的时候，Lucy告诉我我可以回去了。可雨越下越大，似乎我走不了，又没伞。不过没办法，已经联系好农大的同学了，晚上住他那儿，回去晚了没车。咬了咬牙，冲进雨里。长富宫附近有一个地道，平时是一些西藏人在里面卖艺卖东西，而那天下大雨的时候，我冲进去躲雨，全身湿透，手上的北京地图也被雨淋得快烂掉了。在地道里，阴暗潮湿，没有人，让我忽然想到了《不可撤销》里面那个地道，呵呵。还得继续往前冲，前面就是地铁入口了，此时自己就像一个落汤鸡一样，脸上写满无奈。进了地铁，基本可以半个多小时不用淋浴了，从西直门出来，正打算转城铁13号线，一片茫茫的雨幕，不知道入口在哪儿，叫了一辆人力车，他说要五块钱，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了，况且北京打的起步价就10块了，想想还挺划算。可是那个人掉了个头，停车，到了。我的天啊，200米都不到，我的五块钱就没有了。哎，被坑了。进了城铁买了票进去，在清华大学那边的五道口下车，覃炳龙告诉我在五道口下车再往前走到清华园站坐某某某路公车就可以到他们学校了，我走呀走，走呀走，还没到清华园，后来问了一个阿姨，他说清华园就在前面，可一看，基本上已经走了两站路了。在公车站等啊等，等啊等，就是没有那路公车，再往站牌一看，末班车7点半，可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难怪。我在公车公车牌下躲雨，笑，给同学发短信。当时的心情如果换了别人的话肯定会紧张，不知所措，而我却出奇的平静，享受着这种生命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附近闲逛，冷、饿、困、累、彷徨、无助都统统涌上心头，而自己却是极其兴奋的，给小龙发短信说我回不去了，没有末班车了，他又告诉了我另外一辆，末班车是十点，我回到公车站，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在我快放弃的时候，那辆438路终于缓缓驶过来了，438特别好记。可令我诧异的是北京的公车居然没有电子报站，这可比天津的公车差多了，而且卖票的大妈态度十分不友善。我几次跟他说我不是北京人，到梅园记得提醒我一下，她似乎有点不耐烦。最后终于到了农大，同学接我，回到宿舍，好好睡了一觉，毕竟，今天太累了。

5月27日

这天可以好好睡一个懒觉。老大Ken去蒙古去了，还没回，Lucy告诉我下午两点钟再过去。早上八点多起了，在陌生的地方就是睡不着，啃了一块面包片，就跟着小龙去他们学校的实验室做实验去了，冒充了半天的农大学生，最后交实验报告的时候，老师还露出满意的微笑看着我，让我好不诧异。中午吃完饭就出发了，因为从农大到建国门比从天津去花的时间还久，得先坐公车到五道口，再从五道口坐城铁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坐地铁到建国门，大概要花两个小时左右。在不同的车上辗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又到了长富宫，此时我对这儿已经很熟了，进了办公室，基本没人，Lucy告诉我我老大Ken还在蒙古，没回来，明天下午两点多的飞机，到时候再去接机，然后叫我留下来，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

那天的确很闲，大家都基本没事做，都在办公室里扯着家常，过了十分钟她告诉我我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十点多再过来，下午准备去接机。我当时就像破口大骂一句FUCK，我刚转了三趟车，坐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这儿，十分钟过后告诉我可以回去了，遇到这种情况谁不生气？没办法，谁叫别人是你上司。又按照来的时候的路线，把那几趟车重坐了一遍，两个多小时以后，到达农大。回到宿舍，似乎比昨天还累。短暂的休息了一下，吃过晚饭，进到宿舍，忽然被宿管问道：“你是这栋楼的吗？”傻子都知道我肯定不是住这儿的，被那么大一个包，而且从来没见过。小龙帮我说话：“他是东校区的，来这儿玩。”宿管无论如何不让我在这栋楼里住，没办法，又变得无家可归了，找其他同学，来不及了，听说林大的宿舍管得比农大还严。小龙在网上联系了一个东区的同学，大四了，宿舍没什么人，有空铺。晚上打算过去住，而且东区那栋楼跟西区不一样，人多杂，基本不管。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到达东区，找到那个同学，发现那个宿舍跟我的宿舍风格完全不一样，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同学学工业设计的，第二天论文答辩，所以一个晚上都在忙，跟他聊得不多，只是在睡觉前说第二天我可能不住这儿了，他诧异，以为我要在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后来我告诉他我来北京做翻译，跟着剧组拍电视，他表现出极其崇拜的神情，还说一定要跟我讨教学英语的经验，天啊，竟然有人跟我讨教这个，晕倒。

废话说着说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今天也很累，坐了那么多车，又经历了被赶风波，不累才怪。

5月28日

真正的挑战开始了。起了个大早，因为Lucy告诉我10点钟要到长富宫，于是七点半就起床了，那整个宿舍还没有动静，我知道昨晚为了论文答辩，那个兄弟一定很晚才睡，所以没有打扰他，不声不响地洗漱完毕，背上背包走人。走出农大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昨晚来的时候太黑，没看清路，所以在问了三个同学之后终于找到了出口，上了一辆直达西直门的车，经过无数的颠簸，到西直门的时候发现不是原来上城铁的地方，问路，问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一面问一面走，最后走了一站地，上地铁后到建国门，发现似乎早来了，没事可干，和其他的PA聊起来，两天的工作之后我都成老PA了，于是那些第一天来干PA工作的人都来向我讨教经验，开始跟他们闲聊起来。跟一个北外的研究生聊得挺来的，聊英语，电影，导演，她说她最喜欢的导演是维姆·文德斯，于是跟她谈起德国电影，看过他的《柏林的苍穹下》、《德州巴黎》和《云上的日子》。

中午在麦当劳吃的，这几天吃得都不怎么好，有时候带去的土司都没时间吃，而且东二环这边都是星级酒店，消费最低的也算是这家麦当劳了。吃过午餐，联系好司机史师傅，下午一点半，汽车在机场高速上奔驰。拿着一块接机牌上面写着Ken的名字，傻傻地站在出口，等了好久，不知是飞机延误还是其他的原因，最后接到Ken的时候是三点，出了机场，麻烦事正式开始。“Steven,is there any water in the car?”忽然想起来忘了带水了，就告诉他没有，他带我到机场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一个蛋糕和一瓶水，我负责给他和售货员翻译。出了星巴克，要上车时，他又说要上厕所，天啊，行，一路跟着他，最后终于上车了。他说要去Location,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什么location，打电话回总部后证实他要去的地方是清河，就是前天他设计的那个东西正在制作的地方，北京的郊区，车还是一样的多。到清河是四点多，他看到他设计的凉亭，脸上的表情立刻凝固，对着我大叫：“Tell them the red is too light,the green is too dark，it needs being painted.”一下又说“did I ever tell them it must be the green just like the plastic glass in the office?”旁边的师傅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一直在赶工，此时老美气急败坏，说六点钟一定得运到紫禁城。我看了看手机，现在已经四点半了，五点钟得走，星期天的北京交通不好，在路上肯定得花一个小时。Ken急，我知道他很急，大家都很急，他开始大吼大叫，有些话我也不好翻译给他们听，有时候觉得还是无知者比较好。后来他开始跟我唠叨一大堆，态度不是很好，我当时也急了，至于他说的那些话有些真的听不清楚，翻译工作一度不能进行下去，我敢肯定，Ken的脾气是这么多人当中最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是一个女生做PA后来换了我，中方人员告诉我Ken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当初怕的发脾气甚至会打人，所以把我换了过去，天啊，我的脾气难道就这么好吗？关于设计木工方面的词汇我了解的的确不多，因此他说叫我给他某种化学药品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看得出当时他很沮丧，也很急，不过急是没有办法的，我当然也急啊，结果肢体语言，绘图，进一步解释，终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了，不过还是不知道具体名称，只知道是“something you apply before you paint”。

五点钟的时候，终于准时装车，可是那辆面包车根本装不下这么大的亭子，可是大车不让进城，眼看着一切就要玩完了，这几天的辛苦工作就要白费了，Ken看起来也相当的沮丧，像过去安慰他，但是又不想去刺激他。可事实并不是想想得那么坏，经过改装，某辆金杯车终于可以勉强荣拿下这个庞然巨物，在驶向故宫的路上，我一路感慨，却急出了一身汗。

六点五分，我们到了紫禁城，此时的Ken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他还有工作要做，喷漆，变旧，组装，此时的紫禁城已经基本封闭了，除了剧组的人以外，其他人都被挡在了外面。灯光、场务都在各忙各的，但是此时最忙的，还是我。在午门前跑来跑去，忙东忙西，Ken不是很舒服，似乎还差一点就要崩溃了，我得替他打理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却不忍心去打扰他，他上午从乌兰巴托飞回来，下午到北京，之后就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十分理解。但是我们也不轻松，还得忍受他的大吼大叫。有时候看看旁边的LI和他的老大Eddie，感觉她特别幸福，再看看Ken。晚上七点，节目正式开拍，剧组的人员都在忙着，可是Ken却在车里睡着了，一直难受着，他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他想回饭店，叫司机送他回去。于是叫史师傅送他回长富宫，我一个人把他的超大背包背上了七楼，送到他房间之后，我又回到了剧组，此刻感觉无比轻松，一天的劳累终于可以放下来了，现在唯一做的，是以一种极其轻松的心态来看这CBS如何拍片，以前在电视中看的这个节目是如何拍出来的，和几个北外的、外经贸大的研究生聊天。片一直拍到晚上十二点，此时从紫禁城走出去，有人问我晚上住哪儿，我说到处流浪，没地可去，人生何尝不是这样一次次的充满挑战呢？有时候的确渴望那种安逸的生活，但是更多的时候，安逸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人生中的激情，人生，是需要激情的。

十二点，我沿着故宫的路，一直走着走着，忽然很想狂笑，这几天我都干了什么？我在挑战自己？还是挑战别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爸妈我正站在故宫的城墙下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一切都好，虽然有点失落，但是却充满了激情。走了好久，不知走到了哪儿，没有人的街道，树影斑驳的街道，午夜的北京。我一个人行走于陌生的街道，去哪儿？从哪儿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正在经历一切。想到这儿，就有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拐了多少个弯，终于走出了那一片阴暗的街道，来到长安街。在天安门附近找了个长凳，实在累得不行了，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在长凳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旁边的凳子上也睡满了人，还好我来的早，要不然都没地儿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吵醒，城管来了，把我们都叫醒，说这儿是公共场所，不能睡觉，叫我回家去。没办法，被赶走了，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一直沿着长安街走，走到王府井，想起了两年前的国庆，自己也曾在王府井的街道上睡过一夜，此时重温那段岁月，在王府井的街道上睡着了，半夜的露水把我打醒了，冷得不行，是在睡不着，我把带去的三件T-shirt都穿上了，还是冷，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起来走了走，走到了天安门，看到很多人在看升旗，自己也凑过去。迷迷糊糊看完了升旗之后，在天安门广场的凳子上坐着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看还能勉强开机的手机，五点二十，在天安门站乘坐地铁来到建国门的长富宫，打电话到服务总台，叫接线员转Ken的房间，但是仍然打不通，Ken告诉我今天六点钟给他打电话叫他起床，六点半在饭店门口接他去机场。最后想了个办法，叫饭店的人去房间叫他，十分钟之后电话终于打通了，跟他解释了情况之后，他六点半的时候终于出现在了长富宫饭店的楼下。一路上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就快结束了，挑战就快结束了，可没想到最后的挑战却是最大的。

在他们从美国来的时候，中方这边给他们每人配了一部诺基亚的手机，方便他们在中国使用，但是要求每个PA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要把他们的手机拿回来。我心里一直默念着这件事，可是到了机场，我却竟然把最重要的是给忘了。在申报关税的入口，我问Ken“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me to do now?”他想了一会儿，说“no,thanks very much,you can go back now”我竟然带着满心欢喜回去了，完全忘了手机的事。到了门口，我恍然大悟，忘了手机的事，我告诉司机叫他在二号航站楼门前等我，我去找Ken。可是他已经进了机场，我要进去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住了，死活不让我进去，我对他说我有很重要的文件放在了一个美国人那儿，现在要马上取回来。可他却始终不让我进去，不管我多么苦苦哀求，还是无动于衷，最后他看在我一直这么央求他的份上，让我进去了（这个情节似乎很想电影里面的情节，呵呵），在国航那儿找到了Ken，跟他说了手机的事，他办完登机手续之后开始淘他的大包，没找到，他想了想说可能忘在了饭店的房间里，完了，这次完了，这几天的工作算白干了。最后在某个角落把手机掏出来了，给了我，说了声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me these days之后，拿着手机，朝着机场门口跑去。

此时，一刻也不想在北京多停留了。在办公室等待Lucy,等了一个小时，领了一千五百块钱之后，踏上了回天津的征途。

（终于写完了，花了一个晚上，把上个月在北京的PA生活写完了，也感谢看完了我这么多垃圾文字）